彭老总错杀袁文才、王佐后,毛主席一生都没释怀,扼腕长叹杀错了
1950年,新中国成立第二年,党和政府作出决定,追认袁文才、王佐为革命烈士。此时两人离开人世已经整整二十年。 一份追认,把1930年2月发生在江西永新县城的那件事定了性:这是一场错杀,倒下的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立过大功的同志。彭老总带的红五军当年参与了行动,毛主席后来提起这两个人,始终称他们是好同志。 据新华社2018年“英雄烈士谱”专题报道,袁、王二人均生于1898年,一个是宁冈县人,一个是遂川县人,早年都因为反抗土豪劣绅走进绿林,一个占着山下的茅坪,一个守着山上的茨坪,彼此呼应,整座井冈山都在他们掌握之中。 1926年9月,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领导下参加暴动,当年11月入党;王佐所部到1927年1月也改编成了遂川县农民自卫军。1927年10月,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,能在这里扎下根,全仰仗这两个人打开山门。 1928年初,两支队伍合在一起,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,团长由袁文才担任,王佐当副团长,王佐也在这前后入了党。同年4月红四军成立,他们又分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正、副团长。 宁冈新城战斗、龙源口战斗、黄洋界保卫战,这支本地队伍都冲在前头。 井冈山一带的对立,除了穷人和豪绅,还有一层土籍和客籍的界限。毛主席1928年11月写下的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专门谈过这个问题,大意是本地人和几百年前从北方迁来的客籍人之间积怨很深,有时会闹出激烈的冲突。 袁文才、王佐出身客籍,边界特委里却有不少土籍干部。这层老矛盾后来掺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决策,埋下了祸根。另一个根子来自外头。 1928年6月到7月,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,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里写了一条:起义前可以和土匪一类武装联合,起义成功后要解除他们的武装,对其首领要严厉镇压。这条规定照搬了别处的套路,根本没顾及井冈山这种已经入党、编进红军的绿林队伍。 文件传到湘赣边界,一些干部就拿它做依据,把矛头对准了袁、王。毛主席在边界的那段时间,一直主张团结和改造这两支队伍,不同意用对付土匪的办法对付自己的同志。 1929年1月,毛主席、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、闽西出击,袁文才以红四军参谋长的身份随军出发,王佐留下来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坚守井冈山。后来袁文才独自返回边界,毛主席则越走越远,能替两人说上话的分量也就轻了。 王佐留守的这一年多,并没有给边界拖后腿。1929年4月,他的部队同宁冈、永新、莲花三县赤卫大队合编为独立团,他当团长;不久这支部队编入红五军,王佐出任纵队司令,一直在湘赣边界打游击,让井冈山的红旗没有倒下。 可边界特委对袁、王的猜忌一直没有消散,到了1930年初,局面一下子绷紧了。1930年2月,赣西南特委巡视员彭清泉和边界特委的一些人,认定袁、王与反动势力勾结,在永新城里开会,把两人叫了过去。 特委连夜向红五军军部报告,红五军派出一部分部队赶往永新附近。2月下旬一个凌晨,行动开始,袁文才在住处中枪牺牲,王佐突围时落进河里溺亡,两人当年都是32岁。 彭老总在这件事上的责任,主要在轻信。他对袁、王的了解有限,听了特委的一面之词就出兵,没有先做调查核实。 这一步走错,代价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:袁、王的旧部人心大乱,有人干脆投向了敌人,井冈山很快丢了,1949年江西解放后才重回人民手中。一片根据地,就这样被自己人的错误葬送。 从这桩案子来看,不能只盯着哪一个人。它是几重因素叠在一起造成的悲剧:六大决议里关于土匪武装的错误条文,边界部分干部的“左”倾情绪,积压多年的土客籍旧怨,再加上调兵之前缺少调查。 党史对它的结论一直很清楚,错就是错,烈士就是烈士,这也是1950年那份追认的分量所在。 1965年5月,毛主席重上井冈山。据《大众日报》2011年刊发的报道,毛主席这次谈到袁、王,说他们是好同志,是“左”倾路线的牺牲品。 5月29日,他在井冈山宾馆接见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、王佐遗孀兰喜莲,依旧叫她们“袁嫂子”“王嫂子”,还和她们一起合影。这时距那场错杀,已经过去35年。 两声“嫂子”,说明毛主席一直记得当年接红军上山的人。从井冈山时期主张团结改造,到事后肯定两人是好同志,再到几十年后专门安排接见家属,这条线前后是连贯的。 袁文才的孙子袁建芳后来成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特聘教授,给全国各地的学员讲党课,烈士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。眼下的井冈山也不冷清。 2026年11月9日至10日,作为第十六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延伸活动,来自15个国家的近30位左翼政党领导人、马克思主义学者走进吉安和井冈山,参观了三湾改编旧址和茅坪八角楼。茅坪正是袁文才当年的地盘。 外国客人看到的这条井冈山道路,起点上就有袁、王打开山门的那一步。 彭老总领兵参与,担的是轻信的责任;毛主席对两人的评价和对家属的关照,说明党对这段历史的态度始终清楚。1950年的追认把是非定了下来,今天大井北山上的王佐墓